赵轶峰丨百年之际再思“古史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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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史辨提出至今已届百年，其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仍然超过现代历史学兴起以来的绝大多数其他论说。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在于古史辨研究得出了诸多至今仍然基本成立的结论，还在于它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历史学构成鲜明反差的历史学研究方式。
作者：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5期
原题：《我看“古史辨”》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9期
古史辨提出至今已届百年，其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仍然超过现代历史学兴起以来的绝大多数其他论说。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在于古史辨研究得出了诸多至今仍然基本成立的结论，还在于它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历史学构成鲜明反差的历史学研究方式。这种方式的标志是“疑古”，指的是对于先前古史系统及支撑和呈现这一系统的文献进行全面质疑和鉴别。这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路径。所以，古史辨意味着对以往的古史书写提出全面挑战，将之置于证据与逻辑面前重新审视，以求得对于历史真相更贴近的认知。古史辨研究展现出来的历史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与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等一起，共同构成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主要操作方法。因而，古史辨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至今深受其惠。
古史辨的时代背景和本土渊源
古史辨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表现。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是，中国在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中学习西方，实行全面的社会、制度、文化改造，即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时代氛围早就在铺垫史学变革的观念、知识和现实需求基础。古史辨提出之前，梁启超已经提出了“史界革命”，以“民统”取代“君统”，倡导建设“新史学”。那时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在悠久的本土传统仍然厚重之同时，蕴积了巨大的变革能量，包括新式学校培养的具有科学思维能力的人才，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反思和打倒“孔家店”的反传统意识，新文化运动开启的自由活泼的文化风气，对西方思想学术的了解甚至受到直接影响，等等。传统的历史记述体系以及与这种体系紧密关联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氛围中实现改造，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前述时代氛围，在顾颉刚提出的古史辨心路历程回顾中，是一个外在的既定背景。他讲述的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家、晚清今文经学家以及同时代的若干年长学者的影响。这应是顾颉刚作为当事人回顾心路的具体视角与多年后学术史考察比较宏大的视角差异所致。
欧洲更早时期已经展开的文献批判、欧洲汉学，乃至某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对古史辨时期的中国学术产生了直接影响。此间颇有意味的是，当时欧洲已经兴起了在历史研究中强调历史解释、注重历史学家工作中主观性作用，甚至批判“客观主义”史学的风潮，中国学界对此已有所了解，而这些思想对古史辨的影响几乎难以察觉。这并不意味着古史辨是民国前期中国学术界偏于保守的潮流，因为古史辨对传统史学的冲击是颠覆性的，既体现在古史体系的文献资料基础方面，也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可能更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的中国学术思想界能够实现内化的“西学”主要是富含理性精神的和实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古史辨学者找到了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与本土疑古、辨伪、考据、编纂学对接的切实路径。总之，世界学术视野和中国社会文化风气的根本改变与顾颉刚等学者对于本土历史学传统的深厚学养相结合，是古史辨成为一时之显学的基本条件。
“疑古”与历史学的批判性
“疑古”是古史辨的突出特色，也是其历史文献研究的主要进路。这种进路的根本性质是批判，是对于以往设立的权威、偶像，包括古史记载、古史书写系统，乃至“经书”符合真相程度进行质疑和澄清的努力。顾颉刚认为，“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是学术的偶像”，“这四种偶像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论上”。他要做的，就是推倒所有这些偶像。这样一种横绝千古的雄心，是那个时代普遍启蒙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的表达。顾颉刚自述中提到，前代学者社会“处于积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受怀疑的批评……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于是，在他的心目中没有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
中国早就有疑古思想，语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辨伪、考异、校勘、训诂，种种对于前代文献的审查、核实研究也早已成为专门的学问，乾嘉考据学和晚清今文经学尤其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然而前人的批判总是不能突破权威崇拜。乾嘉考据未能突破汉代学术的权威，今文经学未能突破经书的权威，而古史辨则凭借理性的力量，立志将这些权威连同整个古史系统一起扳倒，冲进“圣道王功的秘密窟里去”。这种理性精神支撑了顾颉刚的批判力。他在1922年起草的《最早的古史传说》中就指出：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是春秋末年才产生的，伏羲、神农的传说出现更晚，故中国的古史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所述往事发生的次序与其在文献系统里被书写、安置的次序恰好是一个反悖。后来顾颉刚又提出要打破四个基本观念：氏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古史人化的观念、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样的研究，使传统的古史系统连同其相关的观念与方法一起遭到颠覆，从而为重新认识和书写中国古史，清理出了广阔空间。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古史辨的宗旨里得到充分体现。获得强大的理性批判力，这是中国现代学术所实现的巨大突破，古史辨的最主要价值，也在于实践了历史学的批判力。
顾颉刚对批判力的感悟还有一段具体的心路，就是意识到实用主义的局限及其与求真的矛盾方面。他对古人推崇的学术“经世致用说”认真思考，经过长期的考虑后提出：“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般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比顾颉刚年长的王国维的“学术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其实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比顾颉刚更清楚。顾颉刚高度推崇王国维学术的缘由，由此也可见一斑。
中国古人重人事、重经验，这是历史学在中国传统中相对发达的一般文化基础，历史学也因之早就具有经世致用的取向，其意义重大。不过，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足以引导务实精神的取向，在思想学术领域却有另一种后果，即对于当下看不到实际应用性的纯粹知识的忽视。此外，对当下事务的关切可能带来更多的主观性介入，可能因用而致曲，也即因满足应对当下问题的需要而留下知识探索的后续隐患。古史辨前期的顾颉刚辨析了学术求真与致用的关系，才能在推倒传统偶像的研究中勇决而前，突破“通经致用”的藩篱。
历史学实证研究的再认识
古史辨研究的重心是文献，因而有学者指出其实际研究的主要不是历史学，而是史料学，但顾颉刚从一开始就志在古史的重建。他是把对于古史记载、文献真伪的考订作为古史重建的第一步，把“打倒伪史”与“建设真史”作为同一事业的两个步骤。他说：“就表面看，我诚然是专研究古书，诚然是只打倒伪史而不建设真史。但是我岂不知古书之外的古史的种类正多着，范围正大着；又岂不知建设真史的事比打倒伪史为重要。”“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而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无论辨伪、考异体现的“破”，还是古史重建追求的“立”，其背后的历史学观念都是历史的可认知性，认知的主要途径是实证，即根据对于证据的分析做出关于事实的判断，所以顾颉刚是以疑古和实证来求真的。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成绩，主要是基于求真理念和实证方法才获得的。无论历史研究还是书写，根本价值都在于提供关于人类社会事务经验的知识，而具有实然性的往事才是真正的经验，所以在我看来，学者不求真相，所做的就不是历史学。
顾颉刚表达的求真与实证观念，和19世纪欧洲“客观主义”史学具有相通处。这种被冠以“主义”标签的历史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饱受批评。后现代主义史学流行之后，把史学理论当作专业的学者对之抨击尤其猛烈，各种关于历史学发生“转向”的论说也大多将其作为说明自身论说合理性的负面典型。还有一些学者，把“线性历史观”、绝对客观主义、历史决定论等与历史学的实证研究关联起来加以批评。与此同时，实践历史学家的大多数研究，却仍然在采用实证的方式，并且继续取得显著成果。这提示我们，应该对历史学的实证研究进行重新评估。
这当然是复杂的工作，需要从容讨论。这里仅指出，被当作“客观主义”史学代表者的兰克虽然表达过历史学家要“走出自我”，去研究“过去究竟是怎样的”这样的理想，但是他并不认为这种理想可以完全实现，也不曾把这种理想作为历史认识的本质来论述。这种理想在兰克的研究中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要求，使得他在历史研究中高度重视证据的原始性和论证的严谨性。兰克的确对原始文献中包含的书写、记录者的主观介入关注不够，但他本意不在否定主观性的存在，而在对主观性加以警惕，这是必要的。至于线性历史观、历史决定论等，则是19世纪前中期欧洲的普遍观念，不是兰克史学的特定主张，在古史辨研究中也看不到那种历史观的明显影响。中国现代历史学所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主要在其追求真相的态度和注重原始资料、注重证据的工作方式，不在否定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在古史辨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注重历史演进的观念，看不到严格规律化的线性历史观，也没有刻意论证的历史决定论。
与此同时，对于历史书写、认知中主观性介入表现的揭示，恰是古史辨的特点。“辨伪”就是对历史书写主观性介入的研究。所以，古史辨的求真与实证的确是力图制衡历史研究和书写中主观性介入的努力，这是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但不等于否定历史书写中主观性的存在。古史辨研究所追求的真，并不是绝对精确的真，而是相对于证据而言可以判断的真。顾颉刚自己的表述是，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他还认为，学术研究是可以存疑的，“在我们的学力上，在时代的限制上，如不容我们得到充分的证据作明确的断案时，我们只该存疑以待他日的论定”。
历史学的实证研究并没有简单到要对以往事实实现百分之百精确认识的程度，只是要对以往事实实施有依据的尽量真确的认识。如果认为历史学既然不能证明百分之百精确的往事，就得出任何历史真相都是根本不可能被认识的结论，这就武断了。一些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声称历史学家不能认识事实，只能阅读解释和书写文本，“历史事实”本身就是主观的，这些也是偏颇的主张。至于有的学者从根本上否认实证的可能性，认为无论存在多少证据，历史学家都不能证明诸如秦朝或者汉朝乃至所有过去的历史事实是存在过的，就更是偏执的误解了。
此外，古史辨研究的方法带有知识考古学的性质。顾颉刚运用以传说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记述文本形成的方法，把古史中记载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排比，分析出各种说法产生的时间关系，“寻出他们的造伪的义例来”。我们应该注意，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并没有在顾颉刚的思想中构成放弃探求历史真相的意识，而是成为他探求历史书写之际意识形态真相的路径。他认为即使从“伪书”中也可以了解其写作“时代的思想和学术”，“见出那时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可以探知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变迁的背景”。他其实早已提示，观念本身就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
实证不是解决历史研究中一切问题的方法，而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方法。其功用不是精确判定所有事实，而是在可见证据基础上对某些事实做出尽量合乎逻辑的判断。历史学实证研究包含丰富复杂的具体工作方式，其中大多数在适当把握情况下是有效的。
结语
与古史辨的“疑古”相关，晚近有一个重要的说法——“走出疑古时代”。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在于，古史辨提出之后，出土了大量古史文献，提供了判定相关古籍、古事记载的新的证据，认识到古代书籍的成书方式与后世不同，古史辨的一些判断因而有修正的必要。此外，古史研究经过一个世纪的推进，在解释层面，可借鉴理论、方法层面等都有明显发展，古史的面貌比古史辨时代更为清晰一些。不过，“疑古”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态度，仍然是必要的，因为所有历史研究包括晚近的研究，依然包含诸多不确定性，现在感觉确定的一些认识也可能在将来被质疑。所以，历史学无须继续古史辨研究全面质疑古史的基调，但不应该抛弃“疑古”所体现的批判性。
“疑古”本是以考信为更远目标的，古史辨的“疑古”与晚近的“走出疑古时代”在历史学求真、实证的取向意义上并无二致。两种主张可以调和。证据不断扩展，对证据的核定与解读更深入，建构更可靠古史的目标就会更接近。这时其实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古史体系的建构毕竟不应该超出证据基础，否则会导致主观性过强的判断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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